储劲松：文章的盛世

人的一生，有遇有不遇，文章也是。

以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例。李白曾经短暂得宠于玄宗，天宝初年征召入朝之际，玄宗待之如商山四皓，下辇步迎，以七宝床赐食，并亲手为其调制羹汤。置身金銮殿，出入翰林院，专掌秘命，代草王言，李白一时贵盛莫比。杜甫则一生不得意，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，后来只身逃奔肃宗行在，麻鞋破袖见天子，得左拾遗一职。不久就因疏救宰相房琯，触怒龙颜，落职拿问，差点惨遭刑戮，获救后朝廷弃之如敝履。以生平遭际论，李白有所遇，待诏翰林是其一生中的高光时刻，杜甫一无所遇，终生愁苦困顿，一如其笔下的枯棕病橘。

以文章论，李诗和杜诗的命运也截然相异。在世时，李白的诗就传唱四方，几乎可以说，有人烟处即有人歌李诗。杜甫也说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。而杜甫在生时，诗作仅仅流传于江汉一隅。从盛唐到中唐，李白的诗名远远高于杜甫。直到二人沉没夜台将近一百年，因为元稹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李商隐、杜牧等人极力推崇，杜甫才有了与李白齐名的应得地位。

但是，待时间来到北宋，李白的地位忽然一落千丈，杜甫则高居华表之端。王禹偁、苏舜钦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叶梦得等人，对李白几乎不屑一顾，对杜甫则顶礼膜拜。推究宋人重杜甫而轻李白的原因，我以为主要并不在于诗艺之高下、诗风之迥异，而在于骨格之不同。宋代的士大夫重气节，轻性命，普遍正色立朝，以经时济世、直躬行道为使命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与杜甫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相契合。而李白之为人，一如其诗歌，纵逸高蹈，恃才傲物，浪漫若青鸟翱翔在云间，少见人间烟火气，为宋代士大夫所不喜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人还是文章，其命运就像江上一叶舟，是沉是浮，风浪做一大半主。文人士大夫的遇与不遇，与个体固然相关，与所处的时代关系更大。

有唐才有宋，有唐人才有宋人，这并不是一句废话，也不仅仅是时间的延展和时代的更替。不遇则独善，斗酒吟诗，啸歌林野；遇时则兼济，冒死谏诤，锐意进取。宋人从唐人身上汲取了行藏用舍的精髓要义。

以上，是我写《文章憎命达：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》一书的一点浅显所得。野人献曝，微意存焉。

本书是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：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的姊妹篇。书中所写，与前书一样，也是十一个人。写的时候并非有意为之，写完才发现，冥昧之中自有天意。李白、杜甫这十一个唐人，就像前书所写的王安石、苏轼那十一个宋人，在他们的时代，如同十一根天柱，各自高高撑起了唐宋文章的灿烂天空。

之所以选择重写他们的晚年行踪和心路历程，乃因一个人的晚年，更可见其骨格、操守、修为、风调、性情、境界，以及文章和事功成就。

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天将暮，日将落，命将终，晚年是时光的尽头。孔子暮年悲叹道：“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他夜里梦见自己坐在两个廊柱之间，受人祭奠，早起背手曳杖而歌，曰：“泰山其颓乎，梁木其坏乎，哲人其萎乎？”

李白晚年穷困潦倒，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，重病濒死之际，李阳冰任期已满，打算挂冠而去，从此退隐山林，李白陷入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，导致精神失常。杜甫后半生飘零巴蜀和荆湘，晚年坐着一条破船，与家人漂流于湘江之上，四处求食，最终病死在舟中。孟浩然晚年大病在身，久卧床榻，虽是炎炎夏日，也觉得屋子里冷如冰窖，连窗外树上的蝉鸣听起来也悲凉莫名，白居易原本乐天知命，暮年致仕后，亲朋相继凋零，某天夜里起来点灯服药，却听见河南府尹卢贞的宅第之中，繁弦急管，正在大宴宾客，心中也不免倍感凄凉，作诗道：“当君秉烛衔杯夜，是我停灯服药时。”

比死亡更可怕的，是身体的疾病和衰老，是心志的减退与磨灭，也就是说，是暮年练习死亡的过程。

数年前写贬谪中的宋代文人，我就像坐竹轿行于山野之间，心情忽上忽下，忽暗忽明，与宋人同悲欣。后来写唐代文人的晚年，则如在深秋黄昏的荒寺，听跛脚老僧沙沙扫叶声，看枝上黄叶片片凋落，心中寂寞又苍凉。以诗证人，以文证史，以古人之心为心，做麻丫头的针线活，此间滋味多，欲说已忘词。